期刊目錄列表 - 65卷(2020) - 【師大學報】65(2)九月刊（本期專題：道教丹道研究）
Directory
嶗山道始：由空間需求與道德實踐觀點論述金代全真教傳道嶗山之因
作者:梁淑芳（國立體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卷期：65卷第2期
日期：2020年9月
頁碼：47-66
DOI：10.6210/JNTNU.202009_65(2).0003
摘要：
全真教的教義不以追求神仙道術、煉製長生之藥為主，因此對於修道的「空間」需求與原始方士、道教不同。環境清幽，能順心修道者便是佳處。此點讓全真教在金元時期迅速拓展，建立道觀時，不必追求「名山」，直捷地在各地建立根據地。而全真教所強調的「真行」較貼近儒家的道德實踐觀點。丘處機在全真教歷史上的最大貢獻在於擴大教團的規模與影響力。首先，蒙古皇室貴族的支持，使得全真教迅速在各地進行擴張。其次，全真教進入嶗山營建宮室，除了與發跡昆崳山有地緣關係外，丘處機等人曾蒞此地修道，也是重要的歷史情感因素。更重要的是自丘處機後，全真教立下「立觀度人，時不可失」的發展策略，是以全真教進駐嶗山，收留戰亂避禍的百姓，這或許是嶗山全真教初期發展之主因。就嶗山道教發展歷史而言，具有開拓之功。
關鍵詞：丘處機、全真教、空間需求、道德實踐、嶗山
《詳全文》
.0003.jpg)
參考文獻：
- 西漢‧司馬遷，《史記‧封禪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70）。
- 西晉‧張華，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臺北市：明文書局，1970）。
- 西晉‧葛洪，《神仙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59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西晉‧葛洪，《抱朴子》，收入《道藏》，第28冊（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92）。
-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西晉‧司馬彪補志，楊家駱（主編），《後漢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
» 展開更多
- 西漢‧司馬遷，《史記‧封禪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70）。
- 西晉‧張華，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臺北市：明文書局，1970）。
- 西晉‧葛洪，《神仙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59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西晉‧葛洪，《抱朴子》，收入《道藏》，第28冊（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92）。
-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西晉‧司馬彪補志，楊家駱（主編），《後漢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
- 唐‧李白，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臺北市：里仁書局，1981）。
- 唐‧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收入《道藏》，第18冊（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92）。
- 唐‧司馬承禎（編），〈天宮地府圖〉，載於《雲笈七籤‧洞天福地》，卷27，收入《道藏》，第22冊，張君房（編）（臺北市：文物出版社，1992），1a，頁198。
- 五代‧劉昫，楊家駱（主編），《舊唐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
- 北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臺南市：平平出版社，1975）。
- 北宋‧蘇軾，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市：中華書局，1986）。
- 金‧王重陽，《重陽立教十五論》，收入《道藏》，第32冊（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92）。
- 金‧王重陽，《重陽教化集》，收入《道藏》，第25冊（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92）。
- 元‧李道謙（集），《甘水仙源錄》，收入《道藏》，第19冊（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92）。
- 元‧謝西蟾、劉志玄，《金蓮正宗仙源像傳》，收入《道藏》，第3冊（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92）。
- 明‧宋濂等，楊家駱（主編），《元史》（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
-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0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陳夢雷、蔣亭錫（編），《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山川典》（北京市：中華書局，1934）。
- 清‧游淑孝、李元正（纂），《即墨縣誌》（北京市：新華書局出版社，1991）。
-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市：中華書局，1983）。
- 清‧顧炎武，黃侃、張繼校閱，徐文珊點校，《原抄本日知錄》（臺中市：河北同鄉會出版，1958）。
- 王孝廉，〈試論中國仙鄉傳說的一些問題〉，《文史學報》，12期（1982），頁49-71。
- 王宗昱（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本傑明‧史華玆（Benjamin I. Schwartz），《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程鋼譯，劉東校（南京市：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 任穎卮，《嶗山道教史》（北京市：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
- 匡傳英，《嶗山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碩士論文，山東師範大學音樂學研究所，2010）。
- 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神聖與世俗》，王建光譯（北京市：華夏出版社，2002）。
- 李弘祺，《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2）。
- 李申，《隋唐三教哲學》（成都市：巴蜀書社，2007）。
- 李宗賢，《嶗山論道》（北京市：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 李約瑟，盧嘉錫（總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2卷，收入《科學思想史》，何兆武譯（北京市：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
- 周至元（編著），《嶗山志》（濟南市：齊魯書社，1993）。
- 周郢考，〈蒙古汗廷與全真道關係新證：新發現的蒙古國聖旨（懿旨令旨）摩崖考述〉，《中國史研究》，1期（2013），頁135-143。
- 金春峰，《漢代思想史》（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 柳存仁，《道教史探源》（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胡萬川，《真實想像與神話傳說探微》（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 容志毅，《中國煉丹術考略》（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1998）。
- 秦國帥，〈明清嶗山全真教的神明信仰及宗教身份〉，載於《全真道研究》，第4輯（濟南市：齊魯書社，2015），頁245-269。
- 秦國帥，〈明萬曆年間嶗山太清宮廟產之爭及道教形象初探〉，《故宮季刊》，總第13期（2015年1期），頁106-115。
-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南京市：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 高明見（編），《道教海上名山‧東海嶗山》（北京市：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 張廣保，〈明代全真教的宗系分化與派字譜的形成〉，《全真道研究》，1輯（2011），頁189-217。
- 張廣保，〈蒙元時期宗王、世侯對全真教的護持與崇奉〉，載於《問道昆崳山：齊魯文化與昆崳山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趙衛東（主編）（濟南市：齊魯書社，2009），頁197-229。
- 梁淑芳，〈論明代全真教隱微原因：以萬曆年間嶗山釋道教產之爭為例〉，《當代儒學研究》，26期（2019），頁33-57。
- 梁淑芳，《王重陽詩歌中的義理世界》（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2）。
- 梁淑芳，《全真七子修行之道》（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19）。
- 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88）。
-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北京市：中華書局，1963）。
- 陳崇研，《嶗山道教與旅遊資源開發》（碩士論文，山東大學中國史研究所，2008）。
-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市：中華書局，1979）。
- 楊儒賓，〈道家的原始樂園思想〉，《中國神話與傳說研討會論文集》，載於李亦園、王秋桂（主編）（臺北市：漢學研究中心，1996），頁125-169。doi:10.29529/ZGSHYCS.199603.0125
- 詹仁中，《嶗山韻及膠東全真道器樂研究》（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
- 詹石窗，《南宋金元的道教》（上海市：古籍出版社，1989）。
- 寧波，〈金元興替之際山東益都李氏家族研究綜述（1934-2015）〉，《漢學研究通訊》，35卷3期，（2016），頁11-20。
- 趙衛東，〈山東全真道活動中心的變遷〉，載於《昆崳山與全真道：全真道與齊魯文化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論文集》，丁鼎（編）（北京市：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頁412。
- 劉幸、王夏凱，〈青島嶗山地區喪葬儀式及其中的道教因素──以雕龍嘴村為例〉，《武漢職業技術學院學報》，3期（2013），頁10-13。
- 劉春雷，〈海上有仙山：膠東地區的仙道文化與宗教信仰〉，《弘道》，總45期（2010），頁81-88。
- 劉偉，《嶗山道教與佛教研究》（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15）。
- 劉敏，《天道與人心：道教文化與中國小說傳統》（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 劉清章，〈嶗山明霞洞和它的傳說〉，《中國道教》，6期（2004），頁58-59。
- 劉懷榮、苑秀麗，《嶗山道教與《嶗山志》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 嶗山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嶗山餐霞錄》，第1輯（青島市：嶗山縣政協出版社，1986）。
- 嶗山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嶗山餐霞錄》，第2輯（青島市：嶗山縣政協出版社，1987）。
- 鄭良樹，〈《列子》真偽考述評〉，《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0卷4期（2000），頁209-235。
- 鄭素春，《全真教與大蒙古國帝室》（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7）。
- 蕭百芳，《南宋道教的洞天福地研究》（博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2007）。
- 蕭登福，《先秦兩漢冥界及神仙思想探原》（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1）。
-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0冊（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98）。
- 嚴靈峰（編），《列子辨偽》，收入《無求備齋列子集成》，第12冊（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71）。
-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臺北市：里仁書局，1995）。
- Daisie Trans. Rommel A German Scholar in The East: Travel Scenes and Reflection (London, UK: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14).
- Esposito, Monica. “Longmen Taoism in Qing China: Doctrinal Ideal and Local Reality,”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9(2001): 191-231.
- Goossaert, Vincent. “Quanzhen, What Quanzhen? Late Imperial Daoist Clerical Identities in Lay Perspective,” in Quanzhen Daoist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1500-2010, eds. Xun Liu and Vincent Goossaer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1-19.
- Heinrich, Hackmann. A German Scholar in The East: Travel Scenes and Reflection. Trans. by Daisie Rommel (London, UK: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14).
- Kohn, Livia. “Monastic Rules in Quanzhen Daoism: as Collected by Heinrich Hackmann,” Monumenta Serica, 51(2003): 367-397.
- Liu, James T. C. 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el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89).
- Yang, Ching-Kun.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Journal directory listing - Volume 65 (2020) - Journal of NTNU【65(2)】September (Special Issue: Studies on Taoist Dantao)
Directory
The Beginning of Laoshan Taoism: Factors of Space Demand and Moral Practice as Reasons Why Jin Dynasty’s Quanzhen Sect Preached in Laoshan
Author: Shu-Fang Liang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Professor)
Vol.&No.：Vol. 65, No. 2
Date：September 2020
Pages：47-66
DOI：10.6210/JNTNU.202009_65(2).0003
Abstract：
The study requirement of the whole truth teaching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original alchemy and Taoism. It does not require the gods to guide the teaching nor does it have to resort to making the magical drugs. The environment required by Quanzhen Sect is quiet and can be practiced with ease. This allows Quanzhen Sect to quickly expan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It did not need to establish religious gatherings in famous mountains but emphasized real action, which is relatively close to the Confucian moral practice.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of Cue Ji Qiu in Quanzhen Sect of the Taoist history is to expand its scale and influence as follows. First, the support of the Mongolian royal family allowed the Quanzhen Sect to expand rapidly in China. Secondly, Quanzhen Sect entered the Laoshan camp to build a palace due to a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with its base in Kun-Yu Mountain. Cue Ji Qiu affected Quanzhen Sect to decide to establish a religious place and took advantage of the right timing and opportunity to help civilians in distress. Entering Laoshan with Quanzhen Sect and accepting the people affected by the war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Laoshan Quanzhen Sect. Cue Ji Qiu has pioneere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aoism in Laoshan.
Keywords：Cue Ji Qiu, Quanzhen Sect, space demand, moral practice, Laoshan